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首期水窠里talks圆桌论坛活动中，大家讨论如何从“数字游民”变成“乡民”。
盛夏时节，水面荡着波光，荷叶亭亭，蒲草丰茂。在金山区漕泾镇，一群平均年龄30岁的高学历年轻人，告别大城市的传统办公工位，奔赴广阔乡野，开启全新的工作与生活模式。
两年前的夏天，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在金山区漕泾镇正式开村，成为上海首个落地乡村的数字游民基地。这群站在时代风口的AI科创人才，打破工作的地域边界，在乡村里写代码、做产品，面向市场迭代创新，让这里成为培育“超级个体”的孵化器。
近两年，时光流转，“数字游民”与上海乡村碰撞出深刻的化学反应，乡村振兴的画卷也因此更加开阔生动。AI时代重新定义了乡村的价值，它不是逃离城市的退路，而是换一种姿态奔赴理想的新主场。
将工位搬到乡村
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地处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坐落于漕泾郊野公园4A级水窠景区的核心。该村水域面积占比高达40%，自然风光十分秀美。
有意思的是，这里并没有设置封闭式大门，整体完全开放。乡创中心图书馆、咖啡室、荷塘书院以及居住空间等功能区域，错落分布在村内各处。上午10点走进图书馆，不少人已经选好了自己心仪的工位，长桌或单人沙发，打开电脑敲击键盘，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这些年轻人为何选择离开城市、来到乡村，成为一名数字游民？
26岁的肖洋毕业于天津大学，曾在某平台企业担任产品经理一年，还先后在一些大厂实习。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觉得企业的运作模式并不适合自己，于是选择辞职。起初，他涉足知识付费领域，帮助名校毕业生进入互联网行业。之后转向软件开发，如今正在打造一款名为“微记”的AI工具，可实现录音整理与多平台内容的一键生成。
“乡野的环境很舒服，更能激发创造力。”肖洋说。此前，他在杭州、天津等地独自创业时，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办公空间，比如带有落地窗、采光和通风俱佳的场地。而大城市的图书馆往往规模过大，大家各自埋头学习，缺乏交流氛围。这里的开放式图书馆格局灵活多样，既能让人安静办公，也预留了聊天、讨论的社交空间。
为何不选择在家办公呢？他告诉记者，长期居家容易让人思维钝化、缺乏创造力，如果工作与生活空间混杂，工作效率也会大打折扣。而且，AI技术再发达，也无法替代面对面的交流。
对肖洋这样的数字游民而言，优美的乡野风光只是加分项，真正让他们选择留下来的，是相比大城市显著更低的生活成本，以及这里浓厚的社区氛围。
一方面，这里距离上海市中心仅一小时车程，每月两三千元的生活成本也不高，还能享受社群提供的一站式服务。
另一方面，这里不同于城市里的企业职场，更像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共居社区。
肖洋也曾去过浙江安吉的一处数字游民社区，但那里聚集的多为艺术从业者、疗愈师等，主打自我探索与身心疗愈。“整体工作氛围偏弱，几乎没有AI相关的交流氛围，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数字游民村。”
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首期水窠里AI Startup Pitch，肖洋开发的“微记”拿下了一等奖。
29岁的葛宇翘，职业经历则更显“折腾”。她曾在大厂从事营销工作三年多，离职后前往国内一处数字游民社区体验了三个月，却发现那里工作氛围不足，于是又回到深圳，入职一家头部3C电子企业。
去年3月，小葛遭遇公司裁员。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她很快拿到了一份薪资更高的offer，但这一次，她决心专心经营自己的事业。“这次裁员让我突然觉得，打工并没有太大意义。每天早出晚归，精力被耗尽，周末只能勉强‘回血’，根本没时间给自己充电。”
直到今年3月，她来到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终于找到了“对味”的氛围。“这里聚集了不少算法工程师、IT从业者、产品经理。我现在的主业，是为中小企业落地AI知识库，并为企业员工提供AI相关培训。”
当“村民”近一年，肖洋如今已在当地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而小葛也担任了数字游民村副主理人的兼职职务。肖洋说，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躺平，他每天从早上8点做到夜里12点，比上班时还拼，“但做的是自己热爱的事，就不觉得累，最重要的是能做出属于自己的产品。”
葛宇翘在一次活动中带来了关于FDE（Frontline Digital Engineer）的深度分享。
今年4月，上海漕泾数字游民OPC社区启动（OPC为一人公司的英文缩写，也称为超级个体）。“OPC社区给人的感觉是，你可以先成为你自己，再慢慢把事情做出来。”
更难得的是，这里并不会用同一套成功标准去要求所有人。有人想做一人公司，有人专注打造小而美的产品，有人深耕内容，有人擅长服务……这里的年轻人真正追求的是，找到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产方式”，既能发挥所长、养活自己，又能连接世界、守住生活。
展示科创与年轻的一面
每一次技术跃迁，真正改变的远不只工具本身，被重塑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方式。
在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主理人李如燕看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正在悄悄重塑个体与协作之间的边界。
过去，一个人很难承接体系化的生产。而如今，借助AI工具的力量和生产关系的结构性改变，一个人或两三人就能展现出企业级的行动能力，完成一个团队才能完成的事情。
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的年轻人在AI全栈开发师孵化营中学习和交流。
在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她见证了太多这样的个体。有人在社区居住一个月，熟练掌握了Vibe Coding和各种AI工具，有人利用4个多月的时间打磨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产品。还有对“AI+制造业”感兴趣的从业者，在平台资源链接下，与在地的头部企业建立联系，合作项目也在进一步推进。
该数字游民国际村由金山区漕泾镇与原乡映客（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手打造，旨在探索建立一种生活和生产共生的生态体。
“这种生态不是抽象概念，它已经在慢慢形成。”李如燕说，在这样的生态里，不仅要让人落脚，更要让人扎根。让工作回归自然，生产融入日常。借助AI带来的时代红利，每个人在创造中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这里，数字游民呈现出一幅怎样的群体画像？
李如燕介绍，社区整体可容纳约40人，两年多来，先后已有400人左右在此工作、生活。想要成为数字游民村的“村民”，其实设有一定门槛，她用“提纯”一词来形容筛选标准。
这里的群体大多是对AI领域抱有浓厚兴趣且身怀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平均年龄约30岁，不少是名校背景、高学历人才。社区刚成立时，男性占比超八成；如今运营近两年，男女比例已趋于均衡。
其次，这群人自我成熟度较高，具备清晰的自我认知与觉醒意识。“这里的年轻人做事目标感很强，相比单纯的生存需求，他们更在乎工作与生活的意义。”
再者，他们都是自我驱动型人格，拥有极强的执行力，更享受自我创造带来的成就感。李如燕曾为大家提供“村超”、瑜伽等活动，结果参与者寥寥；可一旦发布与AI相关的活动，即便需要专程前往市区，大家也会踊跃报名。
“每个人都很友善，在我眼中是绝佳好青年。”她提到，这里的伙伴大多不抽烟、不喝酒、不沉迷游戏，反而对打磨产品、深耕创作格外投入。
与AI有关的各大论坛和交流活动在该数字游民村很常见。
曾有一位年轻人，旅居过国内多个数字游民社区，并完成了一份相关研究报告。报告从不同维度对这类社区做了划分：有的偏向生活休闲，有的侧重生产创作，多数介于两者之间，而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则处在产业氛围最浓厚的一端。“这是我们的独特之处。”她说，城市里的众创空间只有生产、没有生活，不少数字游民社区则只有生活、缺乏产业支撑。
李如燕也接待过不少来自芬兰、法国、日本、西班牙等国的海外数字游民，他们多为短期停留，一边远程办公，一边体验生活。相较之下，国外数字游民更偏向度假休闲，而国内的年轻人依然以奋斗与事业发展为主。
过去，乡村更多被定义为拥有优美自然环境、物产丰富的区域，传统功能不外乎农产品集散或文旅休闲。而如今，乡村因贴近自然，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与生产效率，反而成为更适合开展创意生产的场所。
在李如燕看来，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要探索的是，重新定义上海乡村的可能性，它不再只是承载文旅与农业的空间，更可以成为城市众创空间的延伸。从数字游民到产业合伙人，中间只差一个“前孵化器”的距离。
该社区的资源并不局限于乡村本地，而是持续对接市区企业与城区孵化器，积极参与各类AI论坛与行业交流。“我们的第一个AI项目，就是在金山区政府组织的商会活动中对接落地的。”
李瞒，全职旅行十余年的作家与自媒体博主，用一场关于诗歌创作的分享，为该社区带来了柔软又具有穿透力的表达。
还有一位技术专家入驻仅一周，就精准匹配到金山本地一家领军企业的AI项目。通过几场轻松的下午茶交流与小型路演，李如燕快速识别出他在大模型与智能体开发领域的背景和优势，在不需要他跑市场、做背景调查的基础上，为他对接好企业资源。
“这种模式是低成本、高创意，城区出资源，乡村出场景，打造一种全新的城乡流动，走出一条新路子。”她说。
多方合力形成破圈力量
某种意义上，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是一个面向产业需求的“前孵化器”，这场乡村实验，是政府、社区、产业方等多方合力，共同产生了破圈力量。
金山区漕泾镇团委书记钮沈超介绍，水库村是上海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硬件基础扎实，但和不少乡村一样，面临老龄化突出、难以留住年轻人的难题。如何破局？两年前，漕泾镇政府选择以“数字游民”作为突破口。
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风景图
在他看来，传统文旅项目大多投入高、产出低，还存在明显的潮汐效应，往往是周末游客扎堆，工作日却基本空置。起初，镇政府与数字游民村运营方也曾规划过乡村电影等板块，没想到前来申请的年轻人，看中的资源仍然是上海这个大IP，核心诉求仍是创业，不少人聚焦AI创作相关领域，项目也随之逐步聚焦到这一方向。
对于数字游民团队与本地产业的合作，政府更像是牵线搭桥的“红娘”，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为企业“壮胆”，以政府信用背书，消除企业对新兴技术团队的信任顾虑，降低合作试错成本；二是为技术团队“找场景”，依托产业地图与企业需求清单，让专业人才快速对接最适配的应用场景。
与此同时，政府提供了多项政策和技术支持。比如开村第一年给予入驻团队免租优惠，第二年起继续实行租金减免；还协调相关部门，为这里实现万兆网络覆盖与token算力支持，网络高速稳定，这对AI创业者极具吸引力。
这个项目，也在帮助金山区逐步撕掉“偏远”“化工区”等固有标签，向外界展现上海乡村科创、年轻的一面。
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坐落于金山区漕泾郊野公园4A级水窠景区的核心。
钮沈超介绍，这里每月举办项目路演，政府设立小额奖金池激励优秀初创项目；每季度引入产业资本，以天使投资的方式，从早期阶段扶持优质项目成长。
开村近两年来，已有20多家企业在此注册落地，另有10余家正在办理手续。“对普通创业者而言，最难的从来不是努力，而是被看见。”他说，政府与社区要做的，就是把机会入口向前推进一步。当一个项目被看见、一群人被看见，一个区域的创新生态也就慢慢生长起来。
漕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的规模仍较为有限，未来希望能将承载人数从40人扩容至100人以上。毕竟，社群规模达到一定量级后，才能碰撞出更多可能性，释放更大的创新活力。
流动让乡村真正活起来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孙哲正在对数字游民这一社会新群体开展系统调研，也亲身在国内多个数字游民社区旅居体验。此次，他随同记者前往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进行了深度走访。
孙哲说：“以往人们谈及数字游民，第一印象往往是逃离大城市，转而前往成都、大理、三亚等地。而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的出现，恰好扭转了这一局面，让上海从‘被逃离’的城市，转变为能够承载数字人才、激发创新活力的高地。”
在他看来，数字游民社区的核心意义，在于探索乡村创新力的更多可能。乡村完全可以成为科技创新的微型孵化器，这正是数字游民社区的真正价值所在。
该社区的数字游民与国外青年共话数字生活。
上海的乡村与国内其他地区不同，属于典型的“都市乡村”。与其将其定位为城市的“后花园”，不如视作城市的战略储备空间。未来城市走向去中心化发展，乡村将成为城市空间的自然延伸，也最有可能成为社会结构发生转型的重要场域。
他说，传统乡村文旅多为消费导向，呈现潮汐式的人流特征，往往周末热闹、平日冷清；而上海要打造的，是创新导向、常态化的人才流动模式，吸引优秀青年前来创业，而非仅停留在采摘体验、打卡网红村落等浅层消费。
AI时代的高科技发展正面临全新的社会化课题。“与新技术深度绑定的青年群体，亟需一个真实可感的社会缓冲带与融合空间。”他认为，数字游民社区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场域，它既是一种全新的生活空间，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渡载体，用以消解社会转型带来的焦虑，实现技术发展与社会进程的平稳衔接。
在这里，年轻人随时可以进行头脑风暴，互相交流和学习。
孙哲在国内多个数字游民社区调研后发现，不少社区面临的一大痛点，是如何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有些数字游民社区几乎成了当地的绝缘体，政府和村民都不清楚他们究竟在做什么。”而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不存在这一问题。当地政府主动承担了连接者的角色，为数字游民与本地村民搭建起沟通融合的桥梁。
年轻人与村民的融入日常而真切。数字游民的活动空间，多由村里闲置的老房改造而来。村民时常送来自家种的新鲜蔬菜，年轻人则用AI技术帮邻里修复老照片、教他们使用手机里的AI工具。部分创业者还将研发的适老化智能产品第一时间带给村民体验。端午等传统节日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生活感自然流淌。
记者与专家在走访中发现，该社区还有一个尤为可贵的特质：反精致、重实用。它真正扎根乡村，既有设计感，又充满生活气息。例如数字游民的居所设有天井与宽敞庭院，院中摆放长桌，方便交流研讨、思想碰撞。这里并非网红打卡地，而是拥有自成一体的生态气质。
此外，社区里不只有年轻群体，还活跃着不少乐龄数字游民（60岁以上人群）。曾有一位退休老干部，凭借过往招商引资的工作经验，入住后不仅积极出谋划策，还协助成立了全国首个数字游民党支部。平日里他还会下厨做菜，像长辈一样照料年轻人。正是这些长者的加入，有效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与秩序感。
如今，数字游民社区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它仍然是新鲜事物。孙哲说，不少地方对数字游民这个名字有所顾虑，其实他们本质上就是数字人才。“游”这个字本身说明他们是流动的状态。他建议，数字游民社区在乡村扎根，但人才需要流动，“这里真正的价值并不是留住人，而是吸引高知的流动人才，让乡村真正地活起来。”
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夜景图
李如燕告诉记者，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的年轻人，入住时间最长的超过一年半，平均停留期一个月，复住率达到20%。“这个社区的作用并不是让大家都来乡村租房、扎根，而是保持人才库的流动性。”毕竟流动才有活力，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也是数字乡村的未来。
AI时代，乡村不是一种后退。李如燕说，如果人生只有一个故事，在地处乡野的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那就是出发、远行、寻找和创造，完成自己的作品。
（文内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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